“征收一成的赋税能够维持运转吗？”弋谦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。
“若是只依靠田税只能维持各部官军军官的俸禄，以及训练消耗，如今的南平州主要收入是依靠中转贸易。
我们从海军手里拿到货物，在转手卖给不远处的部落，从他们的手里换取牛羊、黄金等财物。
这样的中转贸易是由都指挥使司与海军共同主持，获得的利润也与海军进行分成！”
弋谦敏锐的认识到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不健康的，官府主导贸易不是不可以，不过却不能以贸易盈余做财政收入。
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要通过赋税来完成，赋税的合理征收是考验一个政府是否合格的基石。
若是一直依赖贸易盈余为财政收入，时间一长必然会滋生贪腐，官商勾结之下，利用特权牟利便成了习以为常之事。
大明士绅士绅优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本来指望士绅稳定乡间，保证朝廷税收能够完成，可是士绅却利用特权公然挖朝廷的墙角，把本该属于朝廷的赋税占为己有。
弋谦已经想好，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商税厘清，官营经济没有问题，不过商业就是商业，税赋就是税赋，两者必须分开！
“向将军，现在南平州的主要种植什么庄稼？”
“这里气候与山西老家差不多，经过种植试验，发现南平州适合小麦与高粱生长。老百姓会在田间地头，自家的院子里种些杂粮。不过这些杂粮不过是一些点缀，主要还是小麦与高粱做为主要种植作物。”
“高粱与粟（小米）耐旱，不过产量并不高，不然也不会渐渐被小麦与水稻取代！而且高粱的口感并不是很好，不知百姓种植高粱是用来食用还是用做酿造？”
“刚开始老百姓还吃高粱米饭，现在都已经以面食为主，高粱的主要用途已经是对牲畜贴膘和用来酿造酒醋！”
弋谦敏感的抓住了一条商机，这高粱酒口感清冽，回味甘醇，是非常完美的酿酒原料，或许酿酒会成为南平州的一大财源。
不过弋谦暂时并没有表态，而是在向大兴的陪同下继续考察新汾河两岸的农业情况，新汾河两岸目前已经开垦出农田一百万亩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都指挥使司承诺，只要在一年之内，老百姓能开垦多少土地，这些土地都是他们自己的。
都指挥使司量地之后发放地契，老百姓垦荒的热情很高，可是等到真正耕作的时候，老百姓们发现一个壮劳力的耕作极限也就三十亩地，再算上自家婆姨和孩子，五十亩地已经一个五口之家，一个壮劳力的家庭的极限。
除非家中劳力多的，否则根本就种不了那么多地。就算多开垦土地也种不过来，到最后百姓都主动放弃了多开土地。
在山西老家的时候，由于人多地少，土地总是不够用，从来就没考虑过还有种不过来的时候，现在发现一个家庭的力量真的很有限。
都指挥使司发现这个情况之后，及时做了调整，对于一个家庭的开荒面积做了规定，每个人不得超过三十亩，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土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亩。
你开多少亩地就要缴纳多少亩地的赋税，都指挥使司不会管你有没有耕种，这样的政策遏制了百姓多吃多占的思想。
有些百姓总想着不管我种不种得过来，先把地占上那是没错的。可是这样政策出来，老百姓就不敢再多占土地，毕竟你能种五十亩地，却占了一百亩，那就等于比别人多交了一成的赋税。
眼下的南平州地广人稀，并不缺少土地，百姓又不是傻子，有了这样的条件之后，自然是能种多少就种多少。
随着新的移民到来，又会迎来一波垦荒潮，估计到明年的秋天，南平州能够有一百五十万亩的土地能够耕种起来。
按照亩产一石的收成计算，也能收到十五万石的粮税，再加上收购百姓手中的余粮，南平州官府手中至少能掌握五十万石的粮食。
这样一笔粮食，南平州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，还有一些盈余，这是弋谦考察过南平州农业之后做出的结论。
弋谦走马上任之后，立刻与向大兴进行了分工，向大兴主要负责屯田百姓的军事训练，保证南平州不被土人袭击。同时管理南平州对土人贸易事项，利用大明的手工业商品，换取土人的牛羊等初级农产品。
为此专门成立一家南平州官营贸易公司，负责对土人的贸易，公司共计股份一万股南平州官府占股七成，其中南平州官府三成、海军两成、都指挥使司代表的陆军两成，剩余三成以每股十贯钱的价格向整个南平州招募股份。
南平州的老百姓可是亲眼目睹了贸易公司的利润情况，都知道这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，对于向整个社会募集的三千股资金，没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募集完成。
公司的账面上一下子就多了三万两银币的资金，这笔资金贸易公司并没有全部用来进货与土人交易，而是拿出一万两开始在州城附近寻找适合烧砖的黏土，开始建设砖窑，红砖在皇帝的默许下，现在已经成了大明的主要建筑材料，这种红砖比起青砖来优点是制作简单，成本低廉，缺点是没有青砖结实。
以前老百姓不敢使用红砖是因为这个颜色容易被官府认定是僭越，搞不好不但房子没修好，命搭进去了。
朱瞻基登基之后，对于大明百姓的衣食住行格外关心，老百姓吃糠咽菜住茅草屋那是对文官们口中的大明盛世的羞辱。
朱瞻基专门在邸报上宣传鼓励百姓使用红砖建房，一座红砖房屋不但比茅草土坯房外表美观，而且更加的坚固耐用。